自由主义论文

我的六四記錄
作者：Savitt

1989年6月3日，星期六，晚8:00
  外边天还亮着。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。我感觉自己进入了慢动作状态。我只想躺下来。可我知道我得继续工作。
 合众国际社（UPI）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。 UPI分社社长Schweisberg接起电话大喊： “Savitt，你女朋友的。”Dede和美国大使夫人包柏漪正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（CBS）总部，它设在北京西北的学院区香格里拉饭店的10楼，办公室占了整整一层。
 “喂！喂！嘿！嘿！”我用中文咕哝着电话问候，想用幽默让心情轻松些。
 “别开玩笑，”Dede说，“你马上到长安街西头去。部队和坦克已经出动了。他们接到命令要在凌晨前对天安门广场清场。”
 “肏！”
 “谢谢你帮忙，”我补充了一句，挂电话时听见她说“小心点儿”。
 我抓起相机包和头盔，把砖头大小的手机塞进我爸的旧军装口袋里，平时我穿它是为图个吉利。我喊了一声：“部队出动了。我去西边儿了。”
 “手机开着，”冲出门时Schweisberg对我说。
 我跳上摩托车，踩着了油门，冲出外交公寓。城西头离这里有10公里（6.2英里）。街上没车时，我用15分钟就能骑到。可现在街上全是人。为了阻挡部队进城，他们把水泥隔离墩都挪到了马路中间。
汽车是根本开不过去的。其他记者要想到前线去会很艰难。
 每个路口的大喇叭都在不停地重复着戒严令的紧急通告：“全体市民们，请你们不要上街去，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。凡不听劝告的，将无法保证其安全，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。戒严部队、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。”
 我转到自行车道，在往天安门方向走去的人群中穿梭。
 广场上挤满了人。我还真不知道反抗活动可以这么富有节日气氛。人们面带微笑，笑谈着对未来的希望。从他们的目光里，我看到他们下定了决心，要通宵占领这个城市心脏。
 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的毛主席像在我身旁掠过。离开广场时，街上的人少了下来。我又上了主车道，开始加速。一个个路标被我甩在身后：人大会堂西路、新华门、六部口、西单、民族宫、复兴门、木樨地—这儿有一栋部长楼，共产党总书记的政治秘书鲍彤一家就住在这楼里。我终于到达了公主坟。从这里上三环往南走就是兵营，部队和坦克都驻扎在那儿。
 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公主坟。太阳下山了，天完全黑了下来。环岛草地上坐满了人，他们围成圈。几个人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搜集信息，猜测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。跟广场上的节日气氛不同的是，这群人显得非常紧张。
  手机震动了。我接起来，是Dede打来的。
 “你在哪儿？”
 “公主坟。”
  “部队和坦克正在往你的方向进发。”
 “谢啦，”说完我就把电话塞进了口袋。
 这次，包柏漪夫人和Dede的情报再次准确无误。我骑上摩托往南走，为了不被发现，我灭了灯。就在这时，隆隆声越来越响。我来到高处，看见一排坦克、装甲车还有几千名端着刺刀冲锋枪的士兵朝我的方向行进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吓人的场面。
  
 我掉转车头，加速朝路口骑去。
 “大兵来啦！”我拼命高喊。
 我把车藏到矮树丛下。头盔还戴在脑袋上。我用大手帕把嘴和鼻子都捂上，只露出眼睛，没人能看出我是外国人。突然，身穿黑制服、手拿盾牌、带着头盔的防暴警察从四面八方冲进圆形地带。人们跑了起来。我听到木棍打到头盖骨的噗噗声。
  
  “法西斯！”“狗！”“畜牲！”旁观的人高喊着。这时，人们开始反击。年轻人把地砖砸碎，朝士兵扔去。
 一名防暴士兵被困在铁栏杆上。人们往他身上扔砖头和石头，他倒在了地上。我跑过去想帮他，可他被层层包围，他们快要把他打死了。
 这时，我清清楚楚地听见机枪声，“啪、啪、啪”一连三发子弹，说明这是半自动步枪。红红绿绿的曳光弹划过夜空，有着一种诡异的美。这不由让我想起美国国歌“星条旗永不落”里的歌词：“烈火熊熊，炮声隆隆。”
 突然，我身旁一名男子打着转，倒在了地上。他的背心上一大片红渍。“他们用的是橡皮子弹？”我问身边跑过去的一个男人。
 “橡皮子弹?! 别逗了！真枪实弹！”他说的没错。他们都受过军训，对这些武器门儿清。
 曳光弹从头顶落入人群，周围的人纷纷倒下。高速步枪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，催泪瓦斯弹在身旁爆开来，我倒在地上，眼睛烧灼般疼痛，眼泪直流。我瘫痪地躺在便道上，大口喘着气。几分钟后，我恢复了视力，看到坦克和部队已经向下一个路口木樨地进发了。
 10：00钟后，我打电话报告第一个确定的死者。子弹的呼啸声大得连我都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了。
 “大卫，”我听见老板的声音，跟他说，“他们在朝人群开枪，一个男的已经死了。”
 “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”
 “他的脑浆溅了一地！”
 
 
 电话断了。
 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人朝我一瘸一拐地走来。他的大腿中了枪，裤子都被血渗透了。我跟他说我带他去复兴医院，它就在木樨地附近。
 
 我把摩托从矮树丛中拉出，帮他跨上座位。他靠在我身上，我能感觉到他的血渗到我的衣服上。我在自行车道上快速出发。在离我们不到20米的路旁，坦克和部队在行进，朝他们前面的人群射击。如果他们把枪口调到侧面，我们俩肯定会被打死。
 
一路上，自行车和平板车都在运送着伤员。
 
 我快速来到医院门口，放下摩托车支架，扶着伤者走了进去。这里的场面让我震惊。门口的走廊里挤满了被子弹打中的伤员。多数人还在等候治疗。有的挂着点滴，四、五个人的身上覆盖着有血迹的白单子，他们显然已经断气了。
 
 

 
 “救命！”我大叫起来。
 一位戴着口罩的护士跑过来，跟我一起把伤者放到地上。
 “他需要治疗！”我大声喊着。
 “现在没人。医生全都在给受伤最重的做手术。一下子这么多受伤的，我们对付不过来。”
 我受过野外生存训练，知道大面积受伤的人最怕失血。如果不赶紧输血，伤者会因失血过多而死去。这就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。这家医院血源不足，没办法给这么多人供血。
 

 “有多少受伤的？”我问护士。
 手术室都满了，太平间也满了。这里的死伤人数起码有几十个。
 我从躺在入口处的那些身体中走出来。血腥的气味和伤口的恶臭令人作呕。
 我在这儿帮不上忙。应该到外面去报道。
 我跑出去，跳上摩托，跟在坦克后面，上了路。
 在公主坟目睹的大屠杀在木樨地重演。防暴部队想打开一条路，市民们向他们投掷石块、砖头、瓶子、燃烧弹。士兵再次向市民开火，周围的人纷纷倒下，在地上流着血。
 一群人正在运送一名受伤的女孩。我朝他们喊: “赶快把她送医院，要不她就死了。”
 

 
 
 长安街一路上，悲惨的场面不断出现。成千上万愤怒的市民涌向街头，自发地集结在每个路口，抗议军队袭击城市。士兵因无法用催泪弹和棍棒驱赶人群，他们就一路开枪，杀出一条路，每个十字路口都有起码几十人倒下。
 从复兴门、民族宫、西单，到六部口、新华门和人大会堂西路，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一直在持续。一路上，我只能在便道上骑车，离部队远点儿，尽量把眼前发生的一切用相机拍下来。Robert Capa是位有名的新闻摄影师。他曾说过：“照片拍得不好，是因为距离不够近。”没错。可如果我离得太近，紧张的士兵会朝我开枪的。紧张让我感觉灵敏。我把眼前的一切都铭刻在脑海里。
 好几次，我都和距离20米以内的士兵对视。好几次，他们都用步枪指着我。可不知为何，他们并未开枪。他们一心一意要到达广场，别的对他们大概没那么重要。
 坦克和部队于午夜时分到达广场。他们列成扇形，把占地10英亩的广场包围起来。士兵们排列成行，显然是在等待最后进攻的命令。待警戒线缩小时，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就会被困在广场上。
 要想加入他们的队伍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我冲到坦克前面，驶入广场东南角的正义路。这是过去的使馆区。我曾在附近住过几年，也常去周围的朋友家串门，对这一带的街道了如指掌。关上车灯，我骑进了漆黑的胡同。把车放在一个过后能找到的阴暗角落后，就在坦克封场之前赶回了广场。
 广场上大喇叭里反复播送着紧急通告：“全体市民们：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。暴徒们猖狂攻击解放军指战员，抢军火，烧军车，设路障，绑架解放军官兵，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……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，应立即离开，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。凡不听劝告的，将无法保证其安全，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。”
 
2 Where the Boxer Rebellion (1897-1901) Foreign Legation 55-day siege took place.

 我匆忙赶到广场中心的纪念碑。几千名学生和市民还聚集在这里。周围的人看着我好似看见了鬼。我低头一看，原来自己衣服上都是血。我把大手帕摘下来，他们就更吃惊了，原来还是个老外！  
 “怎么回事儿？”他们问。
“怎么回事儿？你们真不知道？他们见人就开枪！”
广场的学生们完全不知道广场外边发生的事情。他们从我这里第一次听到这悲惨的消息。他们围拢过来。我把自己目睹的一切跟他们说了一遍。
 
他们开始害怕起来。
 “他们会对我们开枪吗？”
 我摇摇头，没吭声。
 学生们在纪念碑大理石台阶上又坐下来。看得出，他们很震惊。
 我也坐了下来，想好好休息一下。
 “民不畏死，乃何以死惧之！”一个女生哭喊着，向包围广场的坦克和士兵挥舞着拳头。这个挑战的举动给同学们鼓起了勇气。
“我刚被医科大学录取。现在死可不是时候！”一名男生开起了玩笑，其他同学也笑了起来。他们的笑声让紧张的情绪有所缓解。
 
  
 
 我们面对多辆坦克和大批士兵，从半夜一直坐到凌晨4：00。大灯亮了，一下子照亮了广场，非常刺眼。我从没见过这么让人目眩的灯光。我听见枪声，曳光弹在头顶飞过，天安门附近马路上的战斗仍在继续。
 
3Who in 2009 becomes the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and is 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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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六四記錄
作者：Savitt

1989年6月3日，星期六，晚8:00
  外边天还亮着。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。我感觉自己进入了慢动作状态。我只想躺下来。可我知道我得继续工作。
 合众国际社（UPI）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。 UPI分社社长Schweisberg接起电话大喊： “Savitt，你女朋友的。”Dede和美国大使夫人包柏漪正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（CBS）总部，它设在北京西北的学院区香格里拉饭店的10楼，办公室占了整整一层。
 “喂！喂！嘿！嘿！”我用中文咕哝着电话问候，想用幽默让心情轻松些。
 “别开玩笑，”Dede说，“你马上到长安街西头去。部队和坦克已经出动了。他们接到命令要在凌晨前对天安门广场清场。”
 “肏！”
 “谢谢你帮忙，”我补充了一句，挂电话时听见她说“小心点儿”。
 我抓起相机包和头盔，把砖头大小的手机塞进我爸的旧军装口袋里，平时我穿它是为图个吉利。我喊了一声：“部队出动了。我去西边儿了。”
 “手机开着，”冲出门时Schweisberg对我说。
 我跳上摩托车，踩着了油门，冲出外交公寓。城西头离这里有10公里（6.2英里）。街上没车时，我用15分钟就能骑到。可现在街上全是人。为了阻挡部队进城，他们把水泥隔离墩都挪到了马路中间。
汽车是根本开不过去的。其他记者要想到前线去会很艰难。
 每个路口的大喇叭都在不停地重复着戒严令的紧急通告：“全体市民们，请你们不要上街去，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。凡不听劝告的，将无法保证其安全，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。戒严部队、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。”
 我转到自行车道，在往天安门方向走去的人群中穿梭。
 广场上挤满了人。我还真不知道反抗活动可以这么富有节日气氛。人们面带微笑，笑谈着对未来的希望。从他们的目光里，我看到他们下定了决心，要通宵占领这个城市心脏。
 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的毛主席像在我身旁掠过。离开广场时，街上的人少了下来。我又上了主车道，开始加速。一个个路标被我甩在身后：人大会堂西路、新华门、六部口、西单、民族宫、复兴门、木樨地—这儿有一栋部长楼，共产党总书记的政治秘书鲍彤一家就住在这楼里。我终于到达了公主坟。从这里上三环往南走就是兵营，部队和坦克都驻扎在那儿。
 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公主坟。太阳下山了，天完全黑了下来。环岛草地上坐满了人，他们围成圈。几个人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搜集信息，猜测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。跟广场上的节日气氛不同的是，这群人显得非常紧张。
  手机震动了。我接起来，是Dede打来的。
 “你在哪儿？”
 “公主坟。”
  “部队和坦克正在往你的方向进发。”
 “谢啦，”说完我就把电话塞进了口袋。
 这次，包柏漪夫人和Dede的情报再次准确无误。我骑上摩托往南走，为了不被发现，我灭了灯。就在这时，隆隆声越来越响。我来到高处，看见一排坦克、装甲车还有几千名端着刺刀冲锋枪的士兵朝我的方向行进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吓人的场面。
  
 我掉转车头，加速朝路口骑去。
 “大兵来啦！”我拼命高喊。
 我把车藏到矮树丛下。头盔还戴在脑袋上。我用大手帕把嘴和鼻子都捂上，只露出眼睛，没人能看出我是外国人。突然，身穿黑制服、手拿盾牌、带着头盔的防暴警察从四面八方冲进圆形地带。人们跑了起来。我听到木棍打到头盖骨的噗噗声。
  
  “法西斯！”“狗！”“畜牲！”旁观的人高喊着。这时，人们开始反击。年轻人把地砖砸碎，朝士兵扔去。
 一名防暴士兵被困在铁栏杆上。人们往他身上扔砖头和石头，他倒在了地上。我跑过去想帮他，可他被层层包围，他们快要把他打死了。
 这时，我清清楚楚地听见机枪声，“啪、啪、啪”一连三发子弹，说明这是半自动步枪。红红绿绿的曳光弹划过夜空，有着一种诡异的美。这不由让我想起美国国歌“星条旗永不落”里的歌词：“烈火熊熊，炮声隆隆。”
 突然，我身旁一名男子打着转，倒在了地上。他的背心上一大片红渍。“他们用的是橡皮子弹？”我问身边跑过去的一个男人。
 “橡皮子弹?! 别逗了！真枪实弹！”他说的没错。他们都受过军训，对这些武器门儿清。
 曳光弹从头顶落入人群，周围的人纷纷倒下。高速步枪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，催泪瓦斯弹在身旁爆开来，我倒在地上，眼睛烧灼般疼痛，眼泪直流。我瘫痪地躺在便道上，大口喘着气。几分钟后，我恢复了视力，看到坦克和部队已经向下一个路口木樨地进发了。
 10：00钟后，我打电话报告第一个确定的死者。子弹的呼啸声大得连我都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了。
 “大卫，”我听见老板的声音，跟他说，“他们在朝人群开枪，一个男的已经死了。”
 “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”
 “他的脑浆溅了一地！”
 
 
 电话断了。
 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人朝我一瘸一拐地走来。他的大腿中了枪，裤子都被血渗透了。我跟他说我带他去复兴医院，它就在木樨地附近。
 
 我把摩托从矮树丛中拉出，帮他跨上座位。他靠在我身上，我能感觉到他的血渗到我的衣服上。我在自行车道上快速出发。在离我们不到20米的路旁，坦克和部队在行进，朝他们前面的人群射击。如果他们把枪口调到侧面，我们俩肯定会被打死。
 
一路上，自行车和平板车都在运送着伤员。
 
 我快速来到医院门口，放下摩托车支架，扶着伤者走了进去。这里的场面让我震惊。门口的走廊里挤满了被子弹打中的伤员。多数人还在等候治疗。有的挂着点滴，四、五个人的身上覆盖着有血迹的白单子，他们显然已经断气了。
 
 

 
 “救命！”我大叫起来。
 一位戴着口罩的护士跑过来，跟我一起把伤者放到地上。
 “他需要治疗！”我大声喊着。
 “现在没人。医生全都在给受伤最重的做手术。一下子这么多受伤的，我们对付不过来。”
 我受过野外生存训练，知道大面积受伤的人最怕失血。如果不赶紧输血，伤者会因失血过多而死去。这就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。这家医院血源不足，没办法给这么多人供血。
 

 “有多少受伤的？”我问护士。
 手术室都满了，太平间也满了。这里的死伤人数起码有几十个。
 我从躺在入口处的那些身体中走出来。血腥的气味和伤口的恶臭令人作呕。
 我在这儿帮不上忙。应该到外面去报道。
 我跑出去，跳上摩托，跟在坦克后面，上了路。
 在公主坟目睹的大屠杀在木樨地重演。防暴部队想打开一条路，市民们向他们投掷石块、砖头、瓶子、燃烧弹。士兵再次向市民开火，周围的人纷纷倒下，在地上流着血。
 一群人正在运送一名受伤的女孩。我朝他们喊: “赶快把她送医院，要不她就死了。”
 

 
 
 长安街一路上，悲惨的场面不断出现。成千上万愤怒的市民涌向街头，自发地集结在每个路口，抗议军队袭击城市。士兵因无法用催泪弹和棍棒驱赶人群，他们就一路开枪，杀出一条路，每个十字路口都有起码几十人倒下。
 从复兴门、民族宫、西单，到六部口、新华门和人大会堂西路，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一直在持续。一路上，我只能在便道上骑车，离部队远点儿，尽量把眼前发生的一切用相机拍下来。Robert Capa是位有名的新闻摄影师。他曾说过：“照片拍得不好，是因为距离不够近。”没错。可如果我离得太近，紧张的士兵会朝我开枪的。紧张让我感觉灵敏。我把眼前的一切都铭刻在脑海里。
 好几次，我都和距离20米以内的士兵对视。好几次，他们都用步枪指着我。可不知为何，他们并未开枪。他们一心一意要到达广场，别的对他们大概没那么重要。
 坦克和部队于午夜时分到达广场。他们列成扇形，把占地10英亩的广场包围起来。士兵们排列成行，显然是在等待最后进攻的命令。待警戒线缩小时，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就会被困在广场上。
 要想加入他们的队伍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我冲到坦克前面，驶入广场东南角的正义路。这是过去的使馆区。我曾在附近住过几年，也常去周围的朋友家串门，对这一带的街道了如指掌。关上车灯，我骑进了漆黑的胡同。把车放在一个过后能找到的阴暗角落后，就在坦克封场之前赶回了广场。
 广场上大喇叭里反复播送着紧急通告：“全体市民们：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。暴徒们猖狂攻击解放军指战员，抢军火，烧军车，设路障，绑架解放军官兵，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……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，应立即离开，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。凡不听劝告的，将无法保证其安全，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。”
 
2 Where the Boxer Rebellion (1897-1901) Foreign Legation 55-day siege took place.

 我匆忙赶到广场中心的纪念碑。几千名学生和市民还聚集在这里。周围的人看着我好似看见了鬼。我低头一看，原来自己衣服上都是血。我把大手帕摘下来，他们就更吃惊了，原来还是个老外！  
 “怎么回事儿？”他们问。
“怎么回事儿？你们真不知道？他们见人就开枪！”
广场的学生们完全不知道广场外边发生的事情。他们从我这里第一次听到这悲惨的消息。他们围拢过来。我把自己目睹的一切跟他们说了一遍。
 
他们开始害怕起来。
 “他们会对我们开枪吗？”
 我摇摇头，没吭声。
 学生们在纪念碑大理石台阶上又坐下来。看得出，他们很震惊。
 我也坐了下来，想好好休息一下。
 “民不畏死，乃何以死惧之！”一个女生哭喊着，向包围广场的坦克和士兵挥舞着拳头。这个挑战的举动给同学们鼓起了勇气。
“我刚被医科大学录取。现在死可不是时候！”一名男生开起了玩笑，其他同学也笑了起来。他们的笑声让紧张的情绪有所缓解。
 
  
 
 我们面对多辆坦克和大批士兵，从半夜一直坐到凌晨4：00。大灯亮了，一下子照亮了广场，非常刺眼。我从没见过这么让人目眩的灯光。我听见枪声，曳光弹在头顶飞过，天安门附近马路上的战斗仍在继续。
 
3Who in 2009 becomes the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and is s

BY 自由主义论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