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·世界观察日志

中国叫停快慢班：地下鸡娃实况

关于取消重点班和掐尖招生的讨论由来已久（上一次大力度政策推行是2021年“双减”，“阳光招生”也持续写进教育部下发的文件里），然而回顾近几年中小学校园应对有关政策的变化却是：我们仍在鸡娃，只是更隐秘了。

快慢班消失后，考试不再叫考试，作业不再叫作业，它们拥有了不会轻易被举报的新名字，“练笔”和“学习建议”；每个班至少有两个家长群，一个群里有班主任，一个群里没有班主任。前者用来通知上级要求的、合规的事务，后者更加灵活——内容常以“经家委会讨论”开头，采取自愿原则，宣布那些不适合班主任亲口布置的课业。

那是2021年9月，“双减政策”刚出台。按规定，这所小学采取随机分班，女儿的班主任刚从其他学校调任来。陈薇无从打听其教学风格，为了让老师多关照女儿，她自愿进了家委会，表现得心细、负责、爱揽活。

陈薇很快注意到了笼罩整座小学的微妙气氛。作业是绝不多留的（尽管考试难度没有降低）；分数和排名是绝不公开的（但家长可以私下询问老师）；教辅资料应以家委会的名义自愿订购（班主任只会对买哪本“提出建议”）；重点班、掐尖、拔高、培优更是“违禁词”，老师们绝口不提。

陈薇朋友的孩子也在同校同年级。一次闲聊，朋友透露，当初托关系才将孩子送进“某班”。直到陈薇在校园“荣誉墙”上看到该班主任照片，才推理出荣誉墙意味着名师，名师意味着隐藏的重点班的逻辑线。陈薇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：女儿的独木桥与自己走过的不同。新独木桥非但没变宽，还变成了隐形的。

教龄13年的重点小学教师李牧野承认班与班的差异非同小可，有的老师会从策略上保一弃一，比如她的一位教语文的同事。这名女老师负责两个班、将近100名学生，决定“只保一个班的成绩”。结果，一个班考了年级第一，另一个考了倒数第一。“不能埋怨老师不负责，老师要上课、改作业，班主任还要处理很多非教学任务。老师的精力有限，课堂时间也有限，最后只能重点关注一部分孩子。”李牧野说，只要“班里的大多数”听懂了，就得切换下一个知识点了。

家长变得多疑又脆弱。一位初一爸爸“不经意地”问老师，为什么年级前几名都在×班啊？另一位小学妈妈失落回忆开学日“开盲盒”，她牵着孩子路过一楼大门口的一班，教室明亮宽敞，墙壁和设备全新。等通过尽头楼梯上到二楼，在属于孩子的六班门口，她看到的却是陈旧的桌椅设备。

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Amber花了半学期，才摸透儿子班级的“班型”。方法是趁接孩子间隙，向家长们打探月考分数，以此计算班级的平均成绩。事实上，她孩子的班主任是区级优秀教师，还是某教辅资料编委之一，这足够说明问题了；有的学校人手不足，体育老师被拉过来做班主任，“你说这能是个好班吗？”

李牧野教书的小学不分快慢班，但到了高年级，会在周六给优等生安排语、数、英培优班。这也是学校惯用的拔尖方式之一。合规压力下，如何组织补课变得比补课本身更费神。培优组织严密，如同情报系统，上传下达是“单线联系”：校领导要求“面对面”——不会留下文字或语音记录——与班主任沟通培优事宜。班主任根据指示对着成绩单挑学生，再电话通知家长，同时交代家长保守秘密。“真发生问题了，没有证据。领导不帮老师背锅，老师也不承认跟家长说过，层层规避掉责任。”李牧野说。

杨灿女儿的学校到了初二也有培优，年级前列的学生在放学后多上一节课，每天换科目。她也见识过举报的威力，但举报者是学生——为了摆脱假期还要补课的厄运。举报事件后的家长会上，校领导、教导主任、年级组长纷纷留下手机号，拿出金牌客服般的态度，恳请大家“有意见直接反馈”。

两年前，山东女孩吴思雨怀着理想，成为青岛市某初中的老师。一次教职工大会上，校领导叮嘱大家，“加强和家长的沟通，提高群众满意度”。当时吴思雨还对“满意度”感到困惑，“老师是教书育人的，怎么变成了服务业？”

一位老教师提醒她，在学校说话要注意分寸，不能伤害了孩子们的自尊心。 吴思雨当时没领悟话中深意。与此同时，她发现有经验的同事只关心班里前20名，对其他学生“不费心思”。但她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：一视同仁，差异化教学是为了帮学生增强补弱。

一次考试后，吴思雨让学生写总结。结果学校收到市长热线核查，说有家长投诉，有老师罚学生写检讨。吴思雨吓出冷汗，解释她是让全班复盘考试结果，不是针对个别学生的检讨。主任向上层层汇报原委，事情才平息下来。 另一位家长一怒之下举报了孩子的数学老师。原因是，老师在课上拒绝讲某道题。家长怀疑孩子被区别对待，称学校暗中区分好坏班。

吴思雨终于理解了那位老教师的话：现在学校氛围不比过去，不能让学生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，被举报就麻烦了。如今情况就是这样。问题发生了，问责一级级传下来，要“追到底”“查到位”。小则取消责任人的奖金、评优评先，大则影响学校的名声、校长的脸面。“大家都特别小心，总怕被人抓住什么，”李牧野说，“（有的人）要么是把不一定真实的信息发到网上，要么就是举报。”她读师范时，向往的是传道解惑，如今身体力行的却是谨言慎行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家长Amber也感到氛围变了。“以前举报是一种监察机制，这几年演变得有点畸形了，什么事儿都爱举报，捕风捉影。”她觉得越是负责的老师越可能被举报，“好老师才说真话，但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接受真话”。

如此氛围下，正常教学也得走形。李牧野布置作业，要求学生阅读10页书，有的学生很快读完，家长不满意，打电话说作业布置得太少了；有的孩子读不完，家长又投诉，作业留得太多了。李牧野只好换一种说辞，阅读10分钟，“你能读几页是几页”。

在李牧野的学校，作业改叫“学习建议”，考试是“练笔”、“测评”；评改完的卷子不允许学生拿回家，不能让校园以外的人看到；政策不允许排名，那就写清楚不同分数段的人数和平均分，让家长回去自己算。

陈薇女儿学校的情形类似，只是细节略有不同：老师隔三差五发电子试卷，名为“自主练习”。为了完成这些不是作业的作业，几乎家家都装了打印机。陈薇家的打印纸一箱一箱囤。成箱的打印纸很重，吃力搬动时她常纳闷，这是“减负”的重量吗？

期中考试前最后一个周末，杨灿陪女儿写作业。她正坐在孩子身后看书，忽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恶心，喘不过气。“压抑。”杨灿说，身体上的不舒服完全来自于她目睹女儿除了吃饭、上厕所，一直写，一直写。“才上初一，为什么这么累？”

产生同感的还有亲自掐尖的刘娜。她儿子顺利被区重点初中录取后，身为律师的刘娜发了一条朋友圈：怎么小升初都卷成这样了，让家长全身心投入事业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不好吗？

刚工作时，李牧野挂在嘴边的话是，希望学生们每天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。现在她很少这么说了。身处一个充满了竞争、秘密甚至是表演的校园，一个小孩究竟会是什么感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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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叫停快慢班：地下鸡娃实况

关于取消重点班和掐尖招生的讨论由来已久（上一次大力度政策推行是2021年“双减”，“阳光招生”也持续写进教育部下发的文件里），然而回顾近几年中小学校园应对有关政策的变化却是：我们仍在鸡娃，只是更隐秘了。

快慢班消失后，考试不再叫考试，作业不再叫作业，它们拥有了不会轻易被举报的新名字，“练笔”和“学习建议”；每个班至少有两个家长群，一个群里有班主任，一个群里没有班主任。前者用来通知上级要求的、合规的事务，后者更加灵活——内容常以“经家委会讨论”开头，采取自愿原则，宣布那些不适合班主任亲口布置的课业。

那是2021年9月，“双减政策”刚出台。按规定，这所小学采取随机分班，女儿的班主任刚从其他学校调任来。陈薇无从打听其教学风格，为了让老师多关照女儿，她自愿进了家委会，表现得心细、负责、爱揽活。

陈薇很快注意到了笼罩整座小学的微妙气氛。作业是绝不多留的（尽管考试难度没有降低）；分数和排名是绝不公开的（但家长可以私下询问老师）；教辅资料应以家委会的名义自愿订购（班主任只会对买哪本“提出建议”）；重点班、掐尖、拔高、培优更是“违禁词”，老师们绝口不提。

陈薇朋友的孩子也在同校同年级。一次闲聊，朋友透露，当初托关系才将孩子送进“某班”。直到陈薇在校园“荣誉墙”上看到该班主任照片，才推理出荣誉墙意味着名师，名师意味着隐藏的重点班的逻辑线。陈薇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：女儿的独木桥与自己走过的不同。新独木桥非但没变宽，还变成了隐形的。

教龄13年的重点小学教师李牧野承认班与班的差异非同小可，有的老师会从策略上保一弃一，比如她的一位教语文的同事。这名女老师负责两个班、将近100名学生，决定“只保一个班的成绩”。结果，一个班考了年级第一，另一个考了倒数第一。“不能埋怨老师不负责，老师要上课、改作业，班主任还要处理很多非教学任务。老师的精力有限，课堂时间也有限，最后只能重点关注一部分孩子。”李牧野说，只要“班里的大多数”听懂了，就得切换下一个知识点了。

家长变得多疑又脆弱。一位初一爸爸“不经意地”问老师，为什么年级前几名都在×班啊？另一位小学妈妈失落回忆开学日“开盲盒”，她牵着孩子路过一楼大门口的一班，教室明亮宽敞，墙壁和设备全新。等通过尽头楼梯上到二楼，在属于孩子的六班门口，她看到的却是陈旧的桌椅设备。

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Amber花了半学期，才摸透儿子班级的“班型”。方法是趁接孩子间隙，向家长们打探月考分数，以此计算班级的平均成绩。事实上，她孩子的班主任是区级优秀教师，还是某教辅资料编委之一，这足够说明问题了；有的学校人手不足，体育老师被拉过来做班主任，“你说这能是个好班吗？”

李牧野教书的小学不分快慢班，但到了高年级，会在周六给优等生安排语、数、英培优班。这也是学校惯用的拔尖方式之一。合规压力下，如何组织补课变得比补课本身更费神。培优组织严密，如同情报系统，上传下达是“单线联系”：校领导要求“面对面”——不会留下文字或语音记录——与班主任沟通培优事宜。班主任根据指示对着成绩单挑学生，再电话通知家长，同时交代家长保守秘密。“真发生问题了，没有证据。领导不帮老师背锅，老师也不承认跟家长说过，层层规避掉责任。”李牧野说。

杨灿女儿的学校到了初二也有培优，年级前列的学生在放学后多上一节课，每天换科目。她也见识过举报的威力，但举报者是学生——为了摆脱假期还要补课的厄运。举报事件后的家长会上，校领导、教导主任、年级组长纷纷留下手机号，拿出金牌客服般的态度，恳请大家“有意见直接反馈”。

两年前，山东女孩吴思雨怀着理想，成为青岛市某初中的老师。一次教职工大会上，校领导叮嘱大家，“加强和家长的沟通，提高群众满意度”。当时吴思雨还对“满意度”感到困惑，“老师是教书育人的，怎么变成了服务业？”

一位老教师提醒她，在学校说话要注意分寸，不能伤害了孩子们的自尊心。 吴思雨当时没领悟话中深意。与此同时，她发现有经验的同事只关心班里前20名，对其他学生“不费心思”。但她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：一视同仁，差异化教学是为了帮学生增强补弱。

一次考试后，吴思雨让学生写总结。结果学校收到市长热线核查，说有家长投诉，有老师罚学生写检讨。吴思雨吓出冷汗，解释她是让全班复盘考试结果，不是针对个别学生的检讨。主任向上层层汇报原委，事情才平息下来。 另一位家长一怒之下举报了孩子的数学老师。原因是，老师在课上拒绝讲某道题。家长怀疑孩子被区别对待，称学校暗中区分好坏班。

吴思雨终于理解了那位老教师的话：现在学校氛围不比过去，不能让学生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，被举报就麻烦了。如今情况就是这样。问题发生了，问责一级级传下来，要“追到底”“查到位”。小则取消责任人的奖金、评优评先，大则影响学校的名声、校长的脸面。“大家都特别小心，总怕被人抓住什么，”李牧野说，“（有的人）要么是把不一定真实的信息发到网上，要么就是举报。”她读师范时，向往的是传道解惑，如今身体力行的却是谨言慎行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家长Amber也感到氛围变了。“以前举报是一种监察机制，这几年演变得有点畸形了，什么事儿都爱举报，捕风捉影。”她觉得越是负责的老师越可能被举报，“好老师才说真话，但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接受真话”。

如此氛围下，正常教学也得走形。李牧野布置作业，要求学生阅读10页书，有的学生很快读完，家长不满意，打电话说作业布置得太少了；有的孩子读不完，家长又投诉，作业留得太多了。李牧野只好换一种说辞，阅读10分钟，“你能读几页是几页”。

在李牧野的学校，作业改叫“学习建议”，考试是“练笔”、“测评”；评改完的卷子不允许学生拿回家，不能让校园以外的人看到；政策不允许排名，那就写清楚不同分数段的人数和平均分，让家长回去自己算。

陈薇女儿学校的情形类似，只是细节略有不同：老师隔三差五发电子试卷，名为“自主练习”。为了完成这些不是作业的作业，几乎家家都装了打印机。陈薇家的打印纸一箱一箱囤。成箱的打印纸很重，吃力搬动时她常纳闷，这是“减负”的重量吗？

期中考试前最后一个周末，杨灿陪女儿写作业。她正坐在孩子身后看书，忽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恶心，喘不过气。“压抑。”杨灿说，身体上的不舒服完全来自于她目睹女儿除了吃饭、上厕所，一直写，一直写。“才上初一，为什么这么累？”

产生同感的还有亲自掐尖的刘娜。她儿子顺利被区重点初中录取后，身为律师的刘娜发了一条朋友圈：怎么小升初都卷成这样了，让家长全身心投入事业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不好吗？

刚工作时，李牧野挂在嘴边的话是，希望学生们每天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。现在她很少这么说了。身处一个充满了竞争、秘密甚至是表演的校园，一个小孩究竟会是什么感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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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 新·世界观察日志